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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国承新
母亲在外颠簸了9年，虽然曾经有过短暂的丰衣足食，但好景不长，不久又陷入了困境。
母亲走时，我刚刚八岁。我知道母亲要走，早早就等在母亲经过的东场枣树林，当时有好多村人坐在树下结网子。母亲领着赤身裸体、肩上披着一块白毛巾的妹妹走近时，我一下扑到母亲怀里央告着：“俺也跟着，俺也去……”母亲用力分开我的手，和妹妹走了。我在后边哭喊、追赶，近了母亲就用土疙瘩打我，不让我跟着，因为我是男孩。二哥与二嫂把我哄回家，用小供碗给我盛了一碗面条，让我在瓮盖上吃。哄我说，咱不去，咱在家吃多好。
1967年春天，母亲贫病交加，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决意接母亲回家。事前并征得了大哥、二哥及姥娘舅父母的同意。返回时，高庆俊兄用一个旧地排车送我母亲回家。记得地排车是用一头小驴拉着，驴的前额上有一块白发——黑里间白。地排车有四块木板组成，有前挡板、后挡板、里挡板、外挡板。母亲与妹妹、庆信坐在地排车上。车上除了人，就是一堆破布衬烂套子，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我跟着地排车在土路上步行。地排车在板硬板硬的土路上爬行，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母亲坐在车上不哭不笑，说不出是欢乐是苦恼。此时此刻，对母亲来说，真是没有了眼泪，也没有悲伤。
日子虽苦，但我们母子又团聚了。作为我来说，8岁那年眼睁睁看着母亲离我们而去，成了没娘孩子；9年后，又把母亲接回，说明我已能养母亲的老了，俺又有娘了。
母亲回来，一家确实高兴了几天。但日子一长，二嫂感到母亲和我在一块吃饭，母亲吃得少，我吃得多，沾了母亲的光，闹着不拿粮食。母亲又陷入了困境。母亲哭着说：“我说不回来吧，你却硬叫我回来。我回来了，你又养不了我的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敢让我死在外边，哪里的黄土不能埋人。道死道埋，路死路埋，做个‘路倒’算了。”为了缓解矛盾，只好与母亲分住分吃。没有房子，我又骑车到30里路外的大岭煤矿找到孙四大娘，她一家在矿上住，家有闲屋一口。好心的四大娘跟我回来，拆开泥封的门口，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母亲与妹妹搬了进去。没有床，母亲与妹妹就睡在几领箔材上，上面光溜溜的，连领席都买不起。
做饭没有饭屋，我就给母亲在一棵小枣树下支了一个锅炕镶子在树下做饭。常常是冒雨做饭，外边大下，树下小下，外边不下了，树上雨水还往下滴嗒，苦不堪言，无力续写。
母亲回来了，我们又有娘了。可母亲后悔了。时间不长，母亲整夜咳嗽，不久住进了淄川医院。妹妹天天守在那里。由于家里穷，我只用一元钱为母亲买了一个桔子罐头，这就是母亲住院期间我的孝心。后来听妹妹说，当时由于我们无钱给母亲买叶西瓜，母亲就让妹妹把人家吃剩的西瓜皮拣起来，放在罐头瓶里泡水喝。听到此情，无地自容。为了一补万一，这几年，我常在冬天、春天买上海南岛西瓜，供奉在母亲的坟前，洗雪不孝。
母亲的病越来越厉害了，插在鼻里的氧气管常常自己拔出扔掉。母亲双手搂着我的头，不住地哀求：“咱家去，咱家去……”我看母亲的病确实不行了，就答应回家叫人。第二天当我返回医院时，母亲的床上却没有了人，床单收拾得很整齐，妹妹坐在床前梳头，一回头看见我，哭着说：“三哥，咱娘死了。”我当时一下懵了，没哭也没说话。临床的一个大娘说：“孩子，您娘死了，红背心得脱下来。”听到这几句话，我才一下子哭出来。当即决定返村叫人。当我赶上最后一班车时，车门已关。哭哭诉说，司机才又打开车门。在车上车票怎样丢了也不知道。
回到家，当晚又与大哥承会、六哥承木借上地排车返回博山的市立一院。当我们走近医院门口时，妹妹已躺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睡着了。叫醒妹妹，找到太平室，开开门，母亲停尸在一张小木床上，床上有一个大洞，大哥领着我们哭了几声，把母亲架到地排车上往回返，往返170华里，回到家脚上都打了泡。族人说，母亲是死在外面，不能进家。于是只好停尸在一棵大枣树下，身上穿着那身旧衣服，外边又套上身新衣服。指路时发现母亲手中竟没有块擦手的毛巾，买也来不及了。助忙人孙玉之兄跑回家拿来了自家的一条白毛巾应急。于是母亲被移到一张小木床上，用一张黄纸一蒙，就离开了人间，离开了子女，被埋在地下，与世隔绝了。
母亲只活了短短的54岁。自从嫁给父亲，就与贫穷为伍，疾病作伴，缺衣少穿，东求西借，泪水苦难淹没了母亲。今天想起来，都欲哭无泪，世道对我母亲太不公平了。
母亲离开我们已五十余年了。但我却时时忆起母亲，想起母亲，经常不断地为母亲烧一点纸钱，送一点母亲活着时没有听说、没有见到的时鲜东西，尽一个儿子的孝心。永记母亲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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