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是中国乱世中精神图腾与魏晋风度诗意栖居

杨玉勇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朝代。政权更迭频繁，战火连绵不绝，礼教纲常崩坏，孕育出了中国文化史上极具个性与魅力的“魏晋风度”。而在这场思想与艺术的盛宴中，“竹林七贤”无疑是最耀眼的群星。他们以竹林为精神据点，以饮酒、清谈、佯狂为武器，在黑暗的乱世中开辟出一片诗意的栖居之地，用独特的生命姿态，为后世留下了一道跨越千年仍令人心向往之的精神风景线。

“竹林七贤”不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团体，是后人对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年）七位名士的合称，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这七人年龄、出身、性格各异，他们因对当时司马氏集团统治下的政治黑暗与礼教虚伪的共同反抗，以及对老庄哲学的共同推崇，走到了一起，经常在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的竹林中聚会，纵酒放歌，高谈阔论，由此得名“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中，嵇康无疑是精神领袖般的存在。他出身儒学世家，却博览群书，尤好老庄，不仅精通诗文、音乐，还擅长击剑，是一位兼具文人风骨与侠客气质的名士。嵇康的性格刚直不阿，对司马氏集团的篡权野心与“以孝治天下”的虚伪礼教深恶痛绝。当时，司马氏集团为了拉拢名士，多次征召嵇康为官，却都被他坚决拒绝。他甚至为了表明立场，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好友山涛（字巨源）断绝交往。在这封信中，嵇康痛斥官场的污浊，直言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公开挑战儒家正统思想，将对司马氏集团的不满表达得淋漓尽致。

嵇康的音乐造诣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创作的《广陵散》被誉为中国古代琴曲的巅峰之作。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临刑前，曾索琴弹奏《广陵散》，曲终叹曰：“《广陵散》于今绝矣！”这句叹息，不仅是对一首琴曲失传的惋惜，更是对一个时代文人理想破灭的悲怆呐喊。嵇康的死，是竹林七贤群体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成为了魏晋风度中最悲壮的一幕。他用生命诠释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追求，其人格魅力与精神气节，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所敬仰。

阮籍与嵇康的刚直不同，他的反抗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佯狂”与“避世”。阮籍出身名门，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家学渊源深厚。他同样崇尚老庄，却因身处乱世，不得不以更隐晦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阮籍常常独自驾车出游，漫无目的地行驶，直到无路可走时，便放声大哭，然后返回，这就是著名的“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实则是他内心苦闷与绝望的真实写照。

对司马氏集团的拉拢阮籍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他曾被迫担任步兵校尉，却终日饮酒，不问政事，以此逃避卷入政治斗争。他还常常以“青白眼”待人，对志同道合的名士，他用“青眼”（正视）相待；对虚伪的权贵与俗儒，他则用“白眼”（斜视）相对，以此表达自己的爱憎。阮籍的诗文成就极高，其代表作《咏怀诗》八十二首，以隐晦曲折的笔法，抒发了对人生、命运、社会的思考与感慨，被誉为“正始之音”的代表。诗中“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等名句，至今仍能让人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忧愤。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性格最为温和、务实的一位。他早年与嵇康、阮籍交好，一同隐居竹林，后来却在司马氏集团的征召下出仕为官。山涛的这一选择，曾遭到嵇康的严厉批评，两人因此绝交。但事实上，山涛并非贪图富贵之人，他在官场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与正直的品格，多次举荐贤才，为朝廷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晚年时，还曾多次请求辞官归隐，试图回归曾经的竹林生活。山涛的人生选择，反映了竹林七贤在乱世中不同的生存策略，也让我们看到了魏晋名士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妥协。

杨玉勇

向秀是竹林七贤中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他对老庄哲学有着深入的研究，曾为《庄子》作注，其注释“发明奇趣，振起玄风”，对后世庄子思想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向秀与嵇康关系最为密切，两人常常一起打铁（嵇康擅长打铁，以此为生）、论道。嵇康被杀后，向秀被迫出仕，路过嵇康的旧居时，写下了著名的《思旧赋》。这篇赋篇幅短小，却情真意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嵇康的思念与对现实的悲愤，“叹黍离之愍周，悲麦秀于殷墟”，用典故含蓄地表达了对司马氏集团残暴统治的不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哀悼友人的经典之作。
刘伶是竹林七贤中最以饮酒闻名的名士，他的人生几乎与酒融为一体。刘伶身材矮小，容貌丑陋，却性情放达，不拘小节，写下《酒德颂》。文中塑造了一个“幕天席地，纵意所如”的大人先生形象，讽刺了那些拘泥于礼教的君子，表达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刘伶的饮酒并非单纯的嗜酒，而是一种反抗现实的方式。他常常乘鹿车，携一壶酒，让人拿着锄头跟在后面，说：“死便埋我。”这种看似玩世不恭的态度，实则是对生死的超脱与对世俗礼教的蔑视。在司马氏集团的高压统治下，刘伶用酒精麻醉自己，也用酒精来保护自己，避免卷入政治漩涡。
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他在竹林七贤中以音乐才华与放诞不羁的性格著称。阮咸精通音律，尤其擅长弹琵琶（当时的琵琶与现代琵琶不同，形状类似月琴），后世将他弹奏的琵琶称为“阮咸”，这一乐器名称一直沿用至今。阮咸的行为举止常常突破礼教的束缚，《世说新语》记载，他曾在七月七日“晒衣节”时，把自己的内裤挂在院子里晾晒，面对别人的嘲笑，他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这种幽默而大胆的行为，既是对世俗虚伪礼教的讽刺，也是对真实自我的坚持。阮咸还曾与姑母家的鲜卑婢女私通，后来姑母要离开，带走了婢女，阮咸得知后，不顾一切地骑上驴子去追赶，最终与婢女一同返回。这种追求爱情自由、不顾世俗眼光的行为，当时是极具叛逆精神的。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一位，他出身名门望族“琅琊王氏”，自幼聪慧过人，有“神童”之称。《世说新语》中记载了“王戎识李”的故事：王戎七岁时，与小伙伴们在路边看到一棵结满李子的树，其他孩子都跑去摘李子，只有王戎不动，他说：“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孩子们摘下来一尝，果然是苦的。王戎成年后，虽然也曾与其他六位名士一同在竹林聚会，但他的性格更为务实，甚至有些吝啬。史书中记载，王戎家中有好李子树，他为了防止别人得到李子的种子，竟然在卖李子前，先把李子的核钻破。这种行为与竹林七贤的放达形象似乎有些不符，也让他成为七贤中争议较大的一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戎的务实也让他在乱世中得以保全自身与家族，他在官场中历任要职，最终得以善终，这在动荡的魏晋时期是非常难得的。
竹林七贤的诞生，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东汉末年以来，黄巾起义、军阀混战，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传统的儒家思想失去了对人们的精神束缚。到了曹魏时期，尤其是司马氏集团篡权前后，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大肆诛杀曹爽集团的成员，随后司马师、司马昭继续推行高压统治，“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是被司马昭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杀害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文人雅士们既不愿与司马氏集团同流合污，又无力改变现实，只能选择避世隐居，通过饮酒、清谈、佯狂等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寻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
老庄哲学成为了竹林七贤的精神支柱。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让他们找到了反抗礼教、追求自由的理论依据。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儒家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强调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他们这种思想反映在生活方式上，就是放达不羁、率性而为；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就是追求真情实感、反对形式主义。竹林七贤的诗文、音乐、书法等作品，都充满了个性色彩与哲学思考，成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竹林七贤的影响不仅局限于魏晋时期，而是跨越了千年的时空，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方面，他们的诗文开创了“玄言诗”的先河，对陶渊明、李白、苏轼等后世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陶渊明的田园归隐生活，与竹林七贤的隐居情怀一脉相承；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不羁，正是对魏晋风度的继承与发展；苏轼在被贬谪期间，以老庄思想自我慰藉，其旷达的人生态度，也与竹林七贤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思想方面，竹林七贤所倡导的“任自然”“重个性”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精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对礼教虚伪的批判，也为后世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借鉴。在艺术方面，嵇康的《广陵散》、阮咸的“阮咸”乐器，都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竹林七贤的命运也反映了乱世中文人的无奈与悲哀。他们虽然以放达的姿态反抗现实，但最终大多未能摆脱政治的影响。嵇康被杀，阮籍抑郁而终，向秀、山涛、王戎被迫出仕，刘伶、阮咸也只能在饮酒与放诞中消磨时光。他们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命运的缩影。
竹林七贤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困境，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由的追求，用诗意的眼光看待世界，用真诚的态度对待人生。同时我们面对世俗的功利与浮躁，要像竹林七贤那样，保持内心的清醒与独立，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不被世俗的功利与浮躁所同化。
竹林依旧，七贤已逝，但他们的精神却如同竹林中的清风，穿越千年的时光，依然吹拂在我们的心中。他们是乱世中的精神图腾，是魏晋风度的诗意栖居者，他们的故事，将永远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