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改变中国思想史的“失败”实验

杨玉勇

阳明格竹是一场改变中国思想史的“失败”实验。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京师翰林院的一间书斋里，二十一岁的王守仁对着窗前一丛翠竹枯坐七日。他时而踱步凝视，时而伏案疾书，时而闭目沉思，最终却以咳血病倒告终。这场看似荒诞的“格竹”之举，在当时被同僚视为书呆子的痴傻行径，却在五百年后被视作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转折点——正是这场“失败”的实践，让王守仁开始质疑程朱理学的治学路径，为日后“心学”的诞生埋下了第一粒种子。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生于浙江余姚的儒学世家。其祖父王伦以诗文名世，父亲王华更是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阳明自幼便浸润在程朱理学的正统教育里。十五岁时，他随父亲居于京师，通读《四书章句集注》，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核心思想烂熟于心，尤其笃信“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

朱熹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而人要穷尽“天理”，就必须从“格物”开始——通过观察、研究身边的事物，探究其背后的规律，日积月累，最终实现“豁然贯通”，洞悉天地间的根本道理。这种“即物穷理”的学说，在明代被确立为官方哲学，成为士人科举应试、修身治学的唯一准则。年轻的阳明对此深信不疑，他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写道：“圣人之学，必由格物而入，舍物而求理，犹缘木而求鱼也。”然而，随着对程朱理学的深入钻研，阳明心中的困惑却越来越深。他发现，朱熹虽然强调“格物致知”，但却将“理”与“心”割裂开来——“理”是外在的、客观的，“心”是内在的、主观的，人必须通过向外探求才能获得“理”。可在实际践行中，这种方法却显得矛盾重重：如果“理”存在于万物之中，那么天地间事物无穷无尽，士人穷尽一生也无法“格”遍所有事物，又如何能“致知”？更让他困惑的是，当时的许多理学家只注重咬文嚼字、注释经典，将“格物”变成了死记硬背的学问，却忽视了道德实践与内心修养的结合，导致“知行脱节”的现象普遍存在——嘴上说着“仁义礼智”，行动上却追名逐利，与圣人之学的初衷背道而驰。

恰在此时，阳明的好友钱德洪向他提及，朱熹年轻时曾亲自“格物”，对着庭院中的竹子观察了数日，试图探究竹子的“理”。这个故事让阳明备受启发：既然朱熹本人都曾践行“格物”，那自己为何不亲自尝试一番，以验证“即物穷理”的有效性？于是，他决定以书斋前的翠竹为对象，开展一场为期七日的“格竹”实验。

王阳明实验开始前，他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格竹”计划：每日清晨起身，便坐在翠竹前，仔细观察竹子的形态、生长规律，记录竹子在不同时辰、不同天气下的变化，试图从中探究竹子的“理”——比如竹子为何挺拔向上？为何有节？为何四季常青？这些现象背后，是否蕴含着天地间的根本规律？

起初，阳明的兴致极高。他坐在竹下，目光专注地盯着竹叶的脉络，看着露珠从叶尖滑落，听着风吹竹叶的簌簌声，试图从这些细微的变化中捕捉“理”的踪迹。他在日记中写道：“竹之生也，破土而出，节节而升，非力而不能为也；竹之性也，经冬不凋，遇风不折，非韧而不能持也。此中必有至理，待吾穷之。”他甚至试图用《周易》中的“刚健有为”来解释竹子的特性，认为竹子的“理”与天地间的“阳气”相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明逐渐陷入了困境。他发现，无论自己如何仔细观察，如何绞尽脑汁地思考，都无法从竹子的外在形态中找到所谓的“理”。他记录的竹子变化，不过是“叶生三寸，茎增一分”的表面现象；他对竹子特性的解读，也不过是对传统儒学概念的牵强附会，并非真正的“穷理”。更让他焦虑的是，他意识到，如果按照朱熹的方法，要“格”遍天下万物才能“致知”，那自己这一生都不可能实现“成圣”的目标——毕竟，竹子只是万物中的一种，仅“格”竹子就如此艰难，更何况山川河流、草木鸟兽、人伦世故？

杨玉勇

阳明格到第五天，开始出现身体不适。他因连日久坐、思虑过度，出现了头晕、心悸的症状，咳嗽也日渐加重。但他不愿放弃，仍强撑着坐在竹下，试图通过更专注的思考突破困境。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已格竹五日，终未得理，莫非吾之功夫未到？或朱熹之说有误？”这种自我怀疑与对经典的质疑，在当时是极为大胆的——要知道，程朱理学在明代是“钦定”的正统思想，质疑朱熹，无异于挑战整个士人阶层的信仰。到七日清晨，阳明再次坐在竹前时，突然咳出一口鲜血，随即眼前发黑，倒在地上。家人闻讯赶来，将他扶回床上休养。醒来后，阳明望着窗外的翠竹，心中充满了失望与迷茫。他意识到，朱熹的“即物穷理”之路，对自己而言是行不通的。这场持续七日的“格竹”实验，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王阳明“格竹”的失败，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不仅身体受损，更陷入了对儒学信仰的危机——如果朱熹的方法是错的，那什么才是通往“圣人之学”的正确路径？此后的数年里，阳明一度放弃了儒学研究，转而钻研佛道之学，甚至隐居于绍兴的阳明洞，试图从佛道思想中寻找答案。但他很快发现，佛道追求的“出世”与儒学强调的“入世”存在根本冲突，无法解决他内心的困惑。
弘治十八年（1505年），阳明重返仕途，任兵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年），因上疏弹劾宦官刘瑾专权，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龙场地处偏远，瘴气弥漫，人烟稀少，是当时有名的“蛮荒之地”。在那里，阳明远离了京师的喧嚣，也摆脱了程朱理学的束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历程。他在龙场的石屋里，日夜静坐沉思，反思“格竹”的教训：为何“即物穷理”行不通？“理”究竟存在于何处？
一日深夜，阳明在梦中突然顿悟，大喊道：“心即理也！”这便是著名的“龙场悟道”。他意识到，“理”并非存在于外在的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天理”就是“本心”，就是人心中固有的“良知”。所谓“格物致知”，并非向外探求事物的规律，而是向内反省，清除心中的私欲，恢复“本心”的清明，让“良知”自然显现。这一顿悟，彻底颠覆了程朱理学的“理在心外”论，为“心学”奠定了核心思想。
阳明曾在《传习录》中回忆“格竹”的经历，他说：“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朱熹），何曾把他的‘格物’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这段回忆清晰地表明，“格竹”的失败，是阳明思想转变的关键转折点。正是因为亲身实践了朱熹的“格物”方法并发现其矛盾，他才会在后来的人生中不断探索，最终突破程朱理学的桎梏，创立“心学”。如果没有这场“失败”的实验，阳明或许会像当时的大多数士人一样，终生困守于程朱理学的框架中，中国思想史也将失去一位划时代的巨匠。
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开始四处讲学，传播自己的“心学”思想。他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一观点，正是对“格竹”时期“知行脱节”问题的回应：程朱理学将“知”与“行”割裂，导致士人只重“知”而轻“行”；而“心学”则强调，只有将“良知”付诸实践，才能真正实现“致知”。
他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认为“良知”是人人心中固有的“天理”，无论圣人还是凡人，其“良知”都是相同的。普通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是因为被私欲蒙蔽了“良知”；而“致良知”的过程，就是通过自我反省、道德实践，清除私欲，恢复“良知”的本然状态。这一学说，彻底打破了程朱理学对“圣人”的神秘化，让“成圣”变得不再遥不可及——只要每个人都能坚守“本心”，践行“良知”，就能成为圣人。
阳明的“心学”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弟子遍布天下，形成了“阳明学派”（又称“姚江学派”），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即便在阳明去世后，“心学”仍持续发展，成为明代中后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到了清代，虽然程朱理学再次被确立为官方哲学，但“心学”的思想仍对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阳明心学更是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对东亚思想史产生了重要作用。
今天，当我们回望阳明“格竹”的往事，不难发现，这场看似“失败”的实验，实则是中国思想史的一次伟大突破。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学问，不在于盲从经典，而在于亲身实践；真正的思想，不在于墨守成规，而在于敢于质疑、勇于创新。阳明从“格竹之困”中走出，最终创立“心学”，不仅为中国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种“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治学态度，那种“不拘一格、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
时光在五百年岁月中过去了，阳明书斋前的那丛翠竹早已不复存在，但“阳明格竹”的故事却流传至今。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执着与勇气；它更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既要尊重传统，又要敢于质疑，既要勤于思考，更要勇于实践。这或许就是“阳明格竹”留给后人最珍贵的启示。

淄水金山黄丰年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至今他的思想影响着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杨玉勇

淄水金山黄丰年 发表于 2025-9-9 09:04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至今他的思想影响着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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