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与他的《中庸》性命之学

杨玉勇

想写子思是很久的事了，但是一直没有动笔，这是因为我研读子思思想不成熟，今天可以动笔写了。春秋战国之交，礼崩乐坏的洪流冲刷着周人维系数百年的礼乐秩序，诸侯争霸的烽烟里，旧有的价值体系分崩离析。当孔子带着“克己复礼”的理想奔波列国却终未得用，当曾子在武城的陋巷中坚守“吾日三省吾身”的践履，孔子之孙、曾子弟子孔伋（字子思）悄然接过了儒家思想的薪火。这位被后世尊为“述圣”的学者，没有选择周游列国的奔走，也没有陷入对往昔礼乐的徒然追忆，而是退居邹鲁，以“究天人之际”的思考，将祖父的“仁”与曾子的“诚”熔铸为一套贯通天道与人伦的性命之学，它就是流传千古的《中庸》，也是子思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立起的精神支柱。

当我们提及子思，后世多以“述而不作”概括，可是细究他的生平与思想，便知这“述”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带着创造性的传承。子思生于鲁哀公十六年（约公元前479年），正是孔子逝世的那一年，仿佛是命运的安排，让他从诞生起就与儒家的“道统”绑定。他的父亲孔鲤早逝，对他影响最深的，一边是祖父孔子留下的言行录（彼时《论语》尚未成书，更多是弟子口耳相传的“孔子之言”），另一边是父亲的同门、孔子晚年最看重的弟子曾子。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思作《中庸》”，而《汉书·艺文志》则称《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以昭明圣祖之德”。这两句话点出了子思的核心使命：不是创造新的思想，而是把孔子那些散见于“仁”“礼”“孝”中的主张，从“做人的道理”提升为“宇宙的法则”。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谈“仁”；曾子讲“慎独”，是从个人修养出发谈“诚”；而子思要做的，是回答“为什么仁是对的？为什么诚是必要的？”他要为儒家的伦理找到一个“天道”层面的依据，让乱世中的人不仅知道“该做什么”，更明白“为什么该这么做”。

子思的一生几乎都在邹鲁之地度过，没有孔子“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的颠沛，却面临着更隐蔽的挑战。战国初年，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正在吸引底层民众，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被诸侯用作治国借口，甚至儒家内部也出现了“子张之儒”“颜氏之儒”等不同分支。子思深知，若儒家只停留在“教人行善”的层面，迟早会被其他学派取代。于是他闭门著述，将自己对天道、人性、修养的思考凝结为《中庸》。这部仅三千余字的著作，看似是“述”孔子之言，实则是“作”了一套贯通天人的哲学体系。

《中庸》开篇第一句，便定下了整部著作的基调，也是子思思想的总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看似简单，却把儒家的思考从“人”拉到了“天”，又从“天”落回到“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

天命为性，人性的“根”在天道。“天命之谓性”，是子思最核心的创见。在他之前，“天”要么是商人眼中掌管吉凶的“上帝”，要么是周人眼中监督君王德行的“皇天”，而子思第一次把“天”与“人”的本质（性）直接绑定。他说，所谓“人性”，不是后天习染的习惯，也不是动物本能的欲望，而是“天”赋予人的本质，他所说的“天”，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一种无形却有序的宇宙法则，是“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后来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正是继承了这个观点）。为什么子思要把“性”归源于“天”？因为在乱世中，人们最困惑的是“善恶有没有标准”。有人说“弱肉强食是天道”，有人说“人为财死是本性”，而子思要明确告诉世人：人性的本质不是恶的，也不是混乱的，而是“天”赋予的“善”。“善”不是后天学来的，而是人天生就有的“明德”（就像种子天生就有长成大树的潜能）。比如人看到孩子掉井里会本能地伸手去救，看到老人跌倒会本能地想去扶，这种“不忍人之心”，就是“天命之性”的体现。子思说“天命之谓性”，不是要否定人的欲望，而是要区分“性”与“情”：“性”是先天的、本善的本质，“情”是后天的、可能偏离本质的情感（比如饿了想吃是“性”，但为了吃而抢别人的饭就是“情”的泛滥）。他要告诉人们：你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你会说话、会劳动，而是因为你身上有“天”赋予的“善性”，守住这份善性，就是守住了人的尊严。

率性为道，做人的“路”在循本。有了“天命之谓性”的前提，接下来便是“率性之谓道”。“率”不是“放纵”，而是“遵循”。遵循自己天生的善性去做事，这就是“道”。很多人把“道”想得很玄乎，觉得是神仙才能掌握的真理，但子思却说“道不远人”：你对父母孝顺，是遵循“性”中的“孝”；你对朋友守信，是遵循“性”中的“信”；你看到不公时站出来，是遵循“性”中的“义”。这些日常的行为，只要是顺着本心的善性去做，就是在走“道”。子思特别反对两种极端：一种是“过”，比如对父母孝顺本是善性，但为了“孝”而盲从父母的错误（比如父亲要做坏事，儿子却不劝阻），这就是“过”，偏离了“道”；另一种是“不及”，比如知道要孝顺父母，却总以“忙”为借口不回家，这就是“不及”，同样偏离了“道”。所以他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就是“恰到好处”，根据具体的情境，遵循善性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既不过分，也不欠缺。如孔子讲“直”（正直），有人觉得“直”就是有话直说，哪怕伤害别人也无所谓，这就是“过”；有人觉得“直”会得罪人，于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就是“不及”。而子思眼中的“直”，是“率性”的直：看到别人犯错，会委婉地提醒（不伤害对方，也不纵容错误）；面对不公，会坚定地反对（不畏惧权势，也不蛮干），这就是“遵循善性”的“道”，不玄乎，就在日常的一言一行里。

杨玉勇

致中和，天下的“安”在守常“天命之谓性”。讲的是“天”与“人”的关系，“率性之谓道”讲的是“人”与“己”的关系，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则讲的是“人”与“天下”的关系。“致”是“达到”，“中”是“不偏不倚”，“和”是“和谐融洽”。当每个人都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就能各安其位（天在上，地在下，不会混乱），万物就能自然生长（草长莺飞，五谷丰登，不会荒芜）。这不是子思的空想，而是他对乱世的反思。春秋战国为什么乱？因为诸侯不“中”，周天子还在，却要争霸称雄，这是“过”；大夫本该辅佐诸侯，却要夺权篡位（比如鲁国的“三桓”），这是“不及”。卿大夫不“中”，百姓就会效仿：儿子不孝顺父亲，下属不忠诚上级，朋友不守信义。整个社会就像一棵长歪的树，枝丫乱长，最终会倒掉。而“致中和”的关键，在子思看来，不是靠武力征服，也不是靠法律约束，而是靠“修身”。他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天子修身，就能“为政以德”，不滥用权力；卿大夫修身，就能“敬事而信”，不结党营私；百姓修身，就能“孝悌力田”，不做坏事。当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修身”做起，遵循善性，做到“中和”，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这就像治水：大禹不是靠堵，而是靠疏，让水顺着河道流；子思也不是靠“管”，而是靠“导”，让人顺着善性走。这就是儒家“为政在人”的核心逻辑。子思从中导出了《中庸》之核，从“天命之谓性”到“致中和”。
子思的思想不是空谈理论，而是要让人能学、能做。《中庸》后半部分，几乎都在讲“怎么践行”，而核心就是一个“诚”字。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子思把“诚”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天道之诚”，是“天”本来的样子。天不会骗人，春种秋收，寒来暑往，从来不会改变；地不会骗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来不会违背。另一种是“人道之诚”，是做人该有的样子。对自己诚实，不欺骗自己的本心；对别人诚实，不违背自己的承诺。为什么“诚”这么重要？因为“诚”是连接“性”与“道”的桥梁。你说自己有善性，但做事时却心口不一（比如嘴上说要帮助别人，心里却想着好处），这就是“不诚”。不诚，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善性，自然也就走不上“道”。而“诚”的人，会“慎其独也”：在没人看到的地方（比如独自在家时），也能坚守善性，不做亏心事；在没人听到的地方（比如心里想事时），也能不生恶念，不骗自己。曾子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讲的就是这种“慎独”的“诚”，不是怕别人发现，而是怕辜负了“天”赋予的善性。
子思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做任何事，只要“诚”，就能做好；不“诚”，就算表面做得再漂亮，也等于没做。比如种地，你“诚”心想要种好，就会按时浇水、施肥，最后才能丰收；你不“诚”，只是应付了事，就算种了地，也收不到粮食。比如孝顺父母，你“诚”心孝顺，就会真心关心父母的冷暖，而不是只在节日送点礼物应付；你不“诚”，就算天天在父母身边，也感受不到亲情。这种“诚”，到最后就是“知行合一”：知道善性是“天命”，就会去“率性”；知道“率性”是“道”，就会去“修身”；知道“修身”是根本，就会去“慎独”。不是先“知道”再“去做”，而是“做”本身就是“知道”。就像孔子说“仁者安仁”，真正的“仁”，不是知道“仁”是什么，而是自然而然地按“仁”去做。这就是子思“诚”的终极意义：让“道”不是知识，而是生活。子思从中导出了践履之法，从“诚”到“知行合一”。
子思的一生，没有留下太多轰轰烈烈的事迹，《中庸》也只是一部短著，但他的影响却贯穿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孟子年轻时曾受业于子思的弟子，他的“性善论”“仁政说”，其实都是对“天命之谓性”“为政在人”的继承与发展。后世把“孔孟”并称，其实中间隔着一个“子思”，是子思搭建了从孔子到孟子的桥梁，形成了儒家“孔—曾—思—孟”的道统。到了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朱熹更是花了毕生心血为《四书》作注。从此，《中庸》成了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子思的“中和”“诚”“修身”，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修课。哪怕到了今天，我们说“做人要实在”（诚），“做事要适度”（中），“对人要和善”（和），这些日常的价值观，其实都源于子思的思想。
为什么子思的思想能流传这么久？因为他解决了一个永恒的问题：人该如何在混乱的世界中守住自己？春秋战国是“乱”，后世的朝代更替、社会变迁，也是不同形式的“乱”。而子思告诉我们：乱的是外在的环境，不变的是内在的“性”。只要守住“天命之性”，做到“诚”，遵循“道”，不管外界怎么乱，你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活得有尊严、有价值。他不像道家那样主张“逃离”（躲进山林，无为而治），也不像法家那样主张“强制”（靠法律约束，靠权力统治），而是主张“面对”。面对乱世，不抱怨，不逃避，从自己的修身做起，用“诚”连接天与人，用“中和”连接己与人，最终让整个社会回归秩序。这种“以修身为本”的智慧，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积极的担当：你改变不了天下，但可以改变自己；你影响不了所有人，但可以影响身边的人，就像一滴水汇入江河，无数滴水就能汇成大海，无数个“修身”的人，就能撑起一个安定的天下。
子思终其一生，都在做“述圣”的工作。述孔子之道，述天命之性。但他不是简单的“复述者”，而是“奠基者”：他为儒家找到了“天道”的根基，让儒家从“伦理学说”变成了“哲学体系”；他为中国人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依据，让“善”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内在的本质。直到今天，当我们说“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当我们在困境中坚守“初心”，我们其实都在践行子思的思想，这就是“述圣”的力量。不追求一时的辉煌，却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代代相传，从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