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盛世的奠基者

杨玉勇

很久之前就想写房玄龄，因为他是淄博人，也是中国贤相的典范。大唐王朝的历史长卷中，房玄龄的名字照亮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天空。这位历经隋末战乱与唐初建制的政治家，以其深谋远虑的智慧、鞠躬尽瘁的忠诚和廓清寰宇的才干，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时代。从青年时期预言隋朝将亡的远见，到临终前仍忧心国事的赤诚，房玄龄用七十年的人生，诠释了何为"为臣之勤心，玄龄为最"的至高评价，成为后世敬仰的贤相标杆。
房玄龄生于公元579年，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人，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儒学世家。曾祖房翼为北魏镇远将军，祖父房熊任北齐释褐从事，父亲房彦谦更是隋朝著名的饱学之士，曾任泾阳令，以清廉正直闻名。家庭环境，为房玄龄自幼浸润儒家经典、通晓经史子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不仅博览群书、擅长诗文，更精于草书隶书，少年时便以才学闻名乡里。
房玄龄与一般士大夫不同，自幼就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洞察力。隋文帝仁寿年间，天下看似太平，年仅二十余岁的房玄龄随父入京，却私下向父亲断言："隋帝本无功德，徒以周近亲，攘神器而有之，又不为子孙立长久计，淆置嫡庶，竟侈僣，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 这番预言在当时看来或许过于危言耸听，却精准预见了隋朝因统治阶层内斗与暴政而覆灭的结局，显露出非凡的政治远见。十八岁时，房玄龄经科举考试中进士第，授羽骑尉，入秘书省担任校对之职，后补任隰城县尉，正式踏入仕途。为官期间，他恪尽职守，却因汉王杨谅谋反案受到牵连，被贬至上郡（今属陕西绥德县）。即便身处逆境，他仍保持着儒者本色。父亲病重时，他悉心照料，衣不解带；父亲病逝后，他五日滴水未进，尽展孝道。这种兼具智慧与德行的特质，为他日后辅佐明君埋下了伏笔。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天下大乱，李渊父子于太原起兵，李世民率军攻取渭北。此时的房玄龄敏锐地意识到，这位年轻的秦王或将成为终结乱世的天命之人。他毅然抛弃官职，驱马奔赴军营门前求见，经温彦博引荐，得遇李世民。两人一见如故，李世民当即任命其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执掌文告与军机要务，房玄龄从此开始了与李世民长达三十一年的君臣际遇。在辅佐李世民征战天下的过程中，房玄龄展现出独特的战略眼光。每当平定一方势力，众将都争相抢夺珍宝财物，唯有房玄龄忧心于人才搜罗。他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凡遇胸怀韬略的文臣或英勇善战的武将，必亲自登门结交，悉心引荐至秦王府，使其为李世民效死力。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举动，为秦王府聚集了杜如晦、尉迟敬德、程知节等一大批日后的开国功臣，构建了李世民集团最核心的人才壁垒。
房玄龄作为秦王府掌管书记，文治才华不可或缺。他草拟的章表檄文，言辞精准、文理周密，往往"驻马立成，文约理赡"，无需修改便能直击要害。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声望日隆，与太子李建成的矛盾逐渐激化。房玄龄敏锐地察觉到危机，私下对长孙无忌进言："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恟恟，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 这番话直接促成了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的密谋，成为玄武门之变的思想开端。
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与李元吉诬陷房玄龄、杜如晦，使其被高祖李渊斥逐，严禁再侍奉李世民。当李世民决定发动政变，密召二人回府时，因恐获罪，两人最初迟疑未决。李世民误以为他们背叛，派尉迟敬德持剑相召："若不从，可斩其首以来。" 危急时刻，房玄龄当机立断，与杜如晦易道士服，潜回秦王府，参与制定了玄武门之变的详细计划。政变成功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房玄龄升任太子右庶子，获赏绢五千匹，位列功臣之首。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登基为帝，授房玄龄中书令，封邗国公，开启了君臣共治的新时代。作为贞观朝的首任宰相，房玄龄深知制度建设对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从律法修订到人才选拔，从文献编纂到礼仪规范，他都亲力亲为，为贞观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房玄龄的重要功绩之一是律法修订。隋末律法严苛，民怨沸腾，房玄龄秉承唐太宗"以宽仁治天下"的旨意，与长孙无忌、裴弘献等人主持修订律令，"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他们斟酌古今律法得失，废除了隋朝的许多酷刑，将原有的死刑条款大幅削减，最终制定出《贞观律》二十卷、《令》二十七卷、《格》十八卷、《式》三十三卷。这套律令体系以"宽简"为核心，既维护了朝廷权威，又兼顾了百姓利益，成为后世律法的范本，史家评价其"刑网简要，疏而不失"。唐太宗一朝，这套律令始终沿用未改，为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房谋杜断"的佳话贯穿贞观政坛的亮点。房玄龄善于谋划，每逢军国大事，总能提出周密详尽的方案；杜如晦长于决断，能在诸多计策中选出最优方略。唐太宗每与房玄龄议事，玄龄必曰："非如晦不能决断。" 待杜如晦到来，往往能迅速采纳房玄龄的良策，做出最终决定。这种"谋断相济"的合作模式，成为贞观朝决策高效的重要原因。两人不仅在工作上配合默契，私交亦深，始终以国事为重，从不因个人恩怨影响决策，为朝臣树立了合作典范。贞观三年（629年），房玄龄升任尚书左仆射，与杜如晦共掌朝政，史载"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

杨玉勇

房玄龄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是任贤举能。他深知个人才智有限，唯有广纳贤才才能成就大业。担任宰相期间，他"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从不因个人好恶或出身贵贱而埋没人才。对于所举荐之人，他必详尽考察其才干品行，量才授职；对于有过错的官员，也能宽容以待，注重其所长。《新唐书》记载他"无嫉妒之心，熟悉精通吏事，从来不拿自己的长处来要求别人，任用人才时不求全责备，虽卑贱之人也能尽其所能"。正是这种豁达的用人胸怀，使得贞观朝人才济济，文有魏征、褚遂良，武有李靖、李世勣，各尽其能，共辅朝政。房玄龄深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贞观三年起，便受命监修国史，主持编撰《高祖实录》《今上实录》。贞观二十年（646年），他又与褚遂良等人重修《晋书》，历时两年完成一百三十卷，成为二十四史中的经典之作。礼仪建设上，他与长孙无忌、魏征等编撰《大唐仪礼》一百卷，规范了国家祭祀、朝会、婚丧等各类礼仪，使"贞观之治"不仅有政治清明的内核，更有礼乐文明的外在表征。此外，他还主持编纂《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为文化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房玄龄的贤相风范，不仅体现在治国才干上，更在于他恪守臣节、知进能退的政治智慧。他深知"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即便身居高位、家族显贵，仍始终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拜他为太子少师，他坚决推辞，最终仅摄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贞观十三年（639年），朝廷再次加授太子少师，他又上疏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坦言"臣久荷荣宠，恐招灾祸"。当时他已任相十五年，女儿为韩王妃，儿子房遗爱娶高阳公主，与皇室联姻，家族地位显赫至极，却始终保持清醒，多次请辞，这种崇让之举赢得了朝野上下的赞誉。对唐太宗，房玄龄始终秉持"知无不为"的忠诚。每当朝廷面临重大决策，唐太宗必召他商议，而他总能以国事为重，直言进谏。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魏王李泰亦因罪被黜，皇位继承陷入危机。唐太宗召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商议，房玄龄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为由，力主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即后来的唐高宗，为王朝稳定立下汗马功劳。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亲征辽东，命房玄龄留守京城，手书诏书："你就好比汉朝的萧何，有你在，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将军戎器械、战士粮廪等要务全权托付，足见信任之深。留守期间，房玄龄展现出卓越的执政能力与政治智慧。有告密者直接状告房玄龄，他不做任何辩解，立即将告密者送至唐太宗的行宫。唐太宗问明所告之人后，当即下令将告密者腰斩，并下诏："自今以后，凡有军国大事，你可自行处置，不必奏报。" 这份信任源于房玄龄一贯的谨慎与忠诚。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任命李纬为户部尚书，特意询问留守长安的房玄龄意见，当得知房玄龄仅评价"李纬胡须漂亮"时，立刻明白房玄龄对李纬才干不满，随即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这段君臣相知的佳话，成为后世传颂的典范。
长孙皇后对房玄龄的评价尤为精准："侍奉时间最久，小心谨慎，出谋划策，并且从来不漏泄机密。" 晚年的房玄龄虽疾病缠身，仍心系国事。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执意征讨高句丽，大臣们皆不敢进谏。当时已病重的房玄龄，在病榻上拟定奏疏，引用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告诫，力劝太宗停止战争，专注内政。唐太宗阅后感慨万千："这个人都病到这种程度，还能忧我国家！" 这份赤诚，令这位帝王动容不已。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岁。唐太宗悲痛万分，下令三日不上朝，追赠其为太尉、并州都督，谥号"文昭"，陪葬于昭陵。这座他为自己预先营造的陵墓，彰显了房玄龄在其心中的分量。唐高宗即位后，诏令将房玄龄的灵位供奉于太宗庙堂，享受祭祀，这是古代臣子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
房玄龄的家族结局颇为坎坷。次子房遗爱娶高阳公主，后因参与谋反被处死，受此牵连，房玄龄的灵位被从太宗庙堂中撤去。这一变故虽令房氏家族一时蒙羞，却并未动摇房玄龄本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正如史学家所评："遗爱之罪，不及玄龄之功；家族之过，无损贤相之名。"后世对房玄龄的评价始终居高不下。《旧唐书》赞其"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己长望人，不以小短黜物。论者称为良相焉"。《新唐书》更是将其与杜如晦并列为"唐世贤相之最"。历代帝王亦多以房玄龄为贤相楷模，宋太祖赵匡胤曾言："治世莫如房玄龄，用兵莫如李靖。"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则评价："房玄龄相太宗二十年，开治平之局，其功之高，唐初诸臣莫及也。"
房玄龄的治国智慧与为官之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所主持修订的《贞观律》成为中国古代律法的范本，影响波及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他"任人唯贤、不求全责备"的用人理念，至今仍是组织管理的重要原则；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品格，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标杆。"房谋杜断"的佳话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更彰显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为后世为官者提供了宝贵借鉴。
当我们回望房玄龄的一生，从少年英才到开国谋臣，从盛世宰相到千古贤相，他用智慧辅佐明君，用忠诚守护社稷，用德行赢得赞誉。在"贞观之治"的盛世图景中，他或许没有魏征"犯颜直谏"的锋芒，没有李靖"战功赫赫"的辉煌，但以其"润物细无声"的努力，构建了盛世的制度根基与人才基石。正如昭陵的石碑历经千年风雨仍屹立不倒，房玄龄的贤相形象早已超越时代局限，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明史上永不褪色的精神符号。他的一生告诉人们：真正的贤才，不仅要有经天纬地的才干，更要有忠诚为民的初心与谦逊务实的品格，这或许正是房玄龄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