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实为惊吓致死

淄博艺术

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国内众多艺术家几乎没有幸免的，有的被殴打，因受不了屈辱而自杀，有的直接受不了酷刑，死在现场，也有的尽管忍受了众多屈辱，活过了文革，但也如惊弓之鸟，来不得半点风吹草动了。这其中，李可染就是代表。

这里有必要介绍下李可染的生平。李可染是近现代杰出的画家、诗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之一。李可染创作了许多流传百世的作品，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他的《万山红遍》系列，据数据显示，在近两年的春秋两季拍卖中，李可染的红色系列几乎都是当季拍卖的最高价。2015年秋拍，李可染1964年创作的只有3.1平尺的《万山红遍》以1.84亿元的价格成交，而这幅作品当年李可染卖给荣宝斋时，只不过80块钱。

李可染为什么要画这些红色系列？其实这和他的性格有关，根据资料调查，李可染实际是一个胆小谨慎的人。

李可染出生贫苦，排行第二，父母都是农民，大字不识，但当时的父母还是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李永顺，希望他一生永远顺利。李永顺小时候表现出了强烈的绘画天赋，后来遇到了他的第一个老师，他在徐州上小学时的绘画老师王琴舫，赞许他是“孺子可教，素质可染”，随给他改名李可染，自此，李可染的人生就没再顺利过。

资料记载，1929年李可染考入了杭州西湖国立艺术学院研究生，得到了林风眠的教诲。此外，他还认识了当时的地下共产党，他的同学张眺。张眺在学校里很活跃，带领一批青年，组建了“泼播社”、“一八艺社”等团体，进行一些进步活动，李可染自然被拉了进去。这时候的李可染也还算活跃的，此外，他还拉了一手的好京胡，并因此结交了当时在中央财政部主办的报社做总编辑的苏少卿。只是一来二去的，李可染没和苏少卿成为知己，却和苏少卿的女儿苏娥好上了，还说一看到苏娥就兴奋，这种表示在当时也够大胆的。苏少卿知道后大发雷霆，极力反对，说李可染过于谨慎，而且怕事，苏娥跟着他不会幸福。后来还是林风眠出面撮合，才有了这桩婚事，两人于1931年结了婚。

李可染（后中）与苏少卿、苏娥（后左）一家

然而好景不长，李可染的朋友张眺因组织进步团体，被国民党抓了，李可染也受到了牵连，不得不退学回到徐州，在当时的徐州艺专教学。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苏娥。苏娥可是大家闺秀，曾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认识李可染时，李可染一穷二白。也许受到的教育环境不同，苏娥平时很少和人接触，那时候李可染三天两头的来找父亲苏少卿，但苏娥发现李可染实际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那时候李可染也确实有些才华，看上去忠厚老实，渐渐地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婚后，苏娥放弃了学业，放弃了在上海的家，跟着李可染回到徐州，一心相夫教子，为李可染生下了两男一女。

在徐州，苏娥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不会甘心，想着回上海重新上学，为了让李可染更好的创作，1937年，苏娥只身带着孩子回到了上海的娘家。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乌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李可染觉得上海危险，并不喜欢上海，只好一个人呆在徐州教学。这年的夏天，李可染跑到上海看苏娥，没想到七七事变发生了，抗战全面爆发，除了上海，徐州也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

李可染听了赶紧回到了徐州，因为苏娥此时又怀了孕，行动不便，李可染就自己回了家。只是徐州已经不再安全，为了躲避战乱，李可染决定到大后方去，也就是到安全的地方去。因为他有绘画的能力，从徐州辗转到了武汉之后，李可染加入了当时由郭沫若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进行抗战的宣传画创作活动。

后来，战争扩大的速度越来越快，失陷的城市也越来越多，李可染继续辗转，历经西安、武汉、长沙、衡阳、桂林、贵阳后，最后抵达重庆，在国立艺专当中国画讲师。这期间，李可染根本无暇顾及他的妻子苏娥，反而在不断地辗转奔走下离的苏娥越来越远。 而此时的苏娥，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上海，住在战争的最前沿，与住在大后方的李可染相隔万里。苏娥在上海经历了种种不幸和磨难，最终在1938年染上伤寒症，去世时年仅29岁。

李可染知道苏娥去世的消息已经到了1939年，当时日本兵虽然没有攻下重庆，但飞机却天天飞到重庆的上空扔炸弹，那时候的重庆，可以说是抗日战争罪艰苦的时期。尽管这样，很多老百姓照样生活，照样工作，只有李可染，每次轰炸时，他都和那些胆小的人跑到一个校场口的隧道内躲起来，后来轰炸的次数多了，李可染干脆天天躲在那里。

不过工作还是要做的，李可染依然创作着政治宣传画。1939年的《无辜的血》反映了日本轰炸重庆的惨状，作品引起了很大轰动。虽然创作着这种政治宣传画，但李可染的内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忧郁、恐惧，还有未来的看不清，让他越来越迷茫，越来越胆小，特别是知道苏娥已经去世了后，李可染更加感到无助。

李可染的牛

1941年，李可染离开三厅的工作，住到了沙坪坝金刚坡的一个农户家里，从此远离政治。李可染此次的选择，国内专家没有给出可以查询的史料，多种表述都是因为艺术，其实艺术只是一方面，李可染的离开，应该与他一生谨慎胆小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毕竟像他这样的人，在长达一年日军轰炸的日子里，内心没有变化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李可染已经34岁，他开始重新研究中国画，并开始画牛。不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也不用画政治画了。他的作品再也没有抗战时期的那种激昂，都是田园风光小情调，这种风格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完全不相符。

不过李可染也开创了画牛的风格，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一些美术专家的注意，据说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领袖徐悲鸿还曾收藏过他的一幅画，虽然那时候徐悲鸿并不知道李可染的名字。

在乡下住久了，没有生活来源是不行的，尽管李可染害怕战争，但还必须出来谋生。此时，李可染的绘画得到了战时重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赏识，聘请他担任中国画讲师。

1944年，李可染画展在重庆举办，开展后第一天就有人来买画，而买画的人就是徐悲鸿。可以说，徐悲鸿对李可染有知遇之恩。

还有更幸运的，就是在重庆国立艺专任教期间，李可染遇到了人生第二人妻子，因战时影响迁往重庆的，当时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雕塑的邹佩珠。两个人是如何认识的，李可染又是如何对邹佩珠表达爱意的，这些网上记载较全，为了不影响文章的原创成分，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1945年，抗战胜利，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迁回原地。1946年，李可染同时收到了两份聘书，一份是母校林风眠发来的杭州国立艺专的聘书，一份则是北平国立艺专徐悲鸿发来的。

李可染经过再三思索，最终选择了北平。这次选择，对李可染来说是改变它一生的选择。一个是造就了他美术大师的地位，一个就是令他遭受了各种迫害，让他的内心脆弱到了极点。但李可染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后半生是如何的悲催，他当时选择去北平，是因为徐悲鸿答应给他介绍两位当时声名显赫的国画家齐白石和黄宾虹。

到了北平的李可染，不久就拜了齐白石为师，那年是1947年，他正好40岁。他为齐白石铺纸、磨墨十年，没临摹过齐白石的画，倒是后来跟着黄宾虹时，黄宾虹的浓墨画法影响力李可染。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北平国立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被徐悲鸿聘为第一批教授。李可染以为好日子来了，但他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个又一个运动，他不断手迫害、受打击、受批判，性格更加的担心，没有了丝毫的血性。

当年李可染的《可贵者胆》不是这个意思

李可染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当时以画人文画、表现自我为主的小情调画遇到了当时大唱社会主义、讴歌政治的改造运动，中国画被绘画系取代，李可染被派去教水彩。胆小怕事的李可染并不是像一些画家那样坚持已见，而是紧跟“时代”，画风不仅变了，还发表了所谓的《谈中国画改造》论文，提出要改造中国画，要摒弃过去的画法，要找到绘画的源泉。

1954年，以找到绘画源泉的李可染与另外两位画家赴江南写生。此次写生，李可染带着两枚印章，一枚是“可贵者胆”、一枚是“所要者魂”，还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尽管后来三人水墨写生联展轰动了画坛，被誉为“中国画革新的里程碑”，但李可染的行为也被后人进行研究，对他胆小谨慎的性格也更加了解。因为一个人要给自己写座右铭，不会写自己的优点或长项，而是写自己做不到的，所努力的方向。因此，李可染写“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他的艺术个性，真正的背后原因应该是胆小怕事的李可染用这两句话来给自己打气。

从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到李可染的性格。1958年，国家正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肃反、建立人民公社、树立三面红旗等，当年在杭州上学的同学张眺就死在肃反中，而李可染是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职务的，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被批斗是很正常的。

为了给自己辩解，李可染写了一篇文章《向党交心》。文章的第一章是“缺少灵魂”，辩解他的画，因为有不少人说他的画社会主义内容很少。第二章是“个人名利”，说自己对系里的工作不主动热情，能躲就躲，对学生也很少接触，是想尽可能地搞自己的创作。

尽管李可染胆小怕事，写下文章向党交心，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没有给李可染向党交心的机会。他的作品被作为“四旧”作品，处于横扫之列，不断被剥夺画笔，而且还受到各种批判，再次受到打击的李可染已经越来越脆弱了。

李可染当年的向党交心行动

1967年，文革开始后，李可染第三次受到冲击，他的作品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抄家、进牛棚。这次打击，李可染表现的逆来顺受，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由于他的认罪态度较好，斗了一年后，李可染终于回了家。

此时的李可染已经丧失了任何斗志，噩梦不断。邹佩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漏，李可染曾经这么和她说：“我这一生从未做过好梦。每次做梦都在爬山，眼看爬到高头了，又总是摔下来，从梦里惊叫吓醒。”

从这一点上说，当时的李可染已经是害怕到了极点，高血压、心脏病也开始复发。对于自己的艺术创作，李可染更是迷茫，不敢画，不知道画什么。

后来，他的朋友见他实在害怕，不敢动笔，就对他说：“可以画些青山绿水，譬如以井冈山为题材，加上些扛着红旗的红军，这样谁还能批判呢?”

李可染像拿到了救命稻草，立刻开始红色系列的创作，向党表示自己的衷心。于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各种红色题材开始出现在李可染笔下。《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摇篮》、《井冈山主峰图》以及现在不断拍出历史天价的《万山红遍》系列。

尽管这样，他的历史是抹杀不了的。1970年，他再次被打倒，这应该算第四次了，此次他被下放到湖北丹江口“五七干校”，分配给他的工作是接听电话，当传达。

1971年，周恩来看到很多宾馆饭店悬挂的都是“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一派万里来朝的景象，说这样不好。周恩来说可以请一些老画家回来，创造一些新的绘画作品，先由民族饭店做起。于是饭店派人持北京市的介绍信去干校接人，其中一个有李可染。

根据资料记载，李可染回京后，发现家没有了，中央美术学院教职工集体宿舍的房子被学校造反派工人住进去了，“文革”抄家之后劫余的全部家当被堆放在小厨房内，孩子也都不在身边。为了方便画画，李可染和邹佩珠被临时安置在民族饭店的招待所，他为民族饭店、外交部等创作了巨幅的漓江题材作品，画过国礼作品《树杪百重泉》。

李可染黑画被批

然而，就像当年他被改掉“永顺”的名字一样，他总是不顺和不幸。1974年，江青到民族饭店，发现了李可染画的《漓江》，立刻说这是“黑画”，李可染又一次受到批判。

这次，一向胆小怕事，谨慎小心的李可染的精神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高血压复发引起失语，彻底垮了。这次患病，李可染经过半年的治疗，才慢慢恢复健康。而他之所以能得到治疗，全因为他的患病期间坚持创作红色系列，不断向党交心。可以想象，那时候的李可染精神是如何的，好在所作的井冈山题材的作品没有再给人留下攻击诬陷的口实。

1976年文革结束后，李可染终于获得平反，他的李家山水的特点让他成为中国少有的艺术大师。1978年，中央美术学院再次恢复开课，并招收了第一批美术研究生，李可染作为教授，也能专心教授自己的绘画技术了。那一年的美术研究生，活跃现在的有刘大为、李延生、史国良、李少文、陈丹青等人。

此时的李可染已经是70岁高龄了，他的艺术受到了各方尊重，也不用违心的说话，违心的写文章了。只是他的胆子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容不得半点刺激了。

直到1989年的那场风波，谁也不知道李可染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不懂得那些学生的作为，他可能只是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看待了一些问题，或者说了一些话。

风波过后，1989年12月5日，文化部两个官员到时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的李可染家，了解研究院画家在风波中的动向。80多岁的李可染已经受不得半点摧残了，历经文革种种磨难的他早就是惊弓之鸟，一根稻草就能让他崩溃。

据艺术家陈岩《往事丹青》一书中记载：两个官员的到访让李可染大为惊恐，而李可染又有一紧张就口吃的毛病，可以想象，现场的谈话是什么样子。当时邹佩珠鬼使神差的外出未归，谈话只有李可染一人，李可染的精神完全崩溃，根本听不清两个官员的讲话，其实谁也不知道两位官员说了什么，但对李可染的打击是显著的，一代巨匠李可染就在两位侃侃而谈时心脏病猝发，撒手人寰。享年82岁。邹佩珠事后回忆，李可染的舌头把假牙都顶出来了，而那两位还兀自说个不休……

而在众多官网，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报道：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在自己的画室里，同文化部的几位官员正在商讨如何发扬中国画艺术，构想刚开始，李可染却头一歪，倒在沙发上……（作者：燦一）